第三百七十八章 元朝第一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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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诸葛亮对情报与后勤的担忧也不容忽视。子午谷行军需绝对保密，但曹魏在汉中的谍报网络极其严密，蜀军大规模调动很难做到。

更关键的是，蜀汉的后勤体系以外，木牛流马从成都平原运往跨越秦岭的补给线一旦被截断，奇袭部队将不战自溃。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总结道：“大军在祁山击鼓接战，多余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迫。”这既是对蜀军战斗力的清醒评估，也暗含对分兵冒险的否定。

后世对子午谷奇谋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唐代以后，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魏延的形象被塑造成悲剧性的奇才，子午谷奇谋则成为千古遗恨的象征。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批评诸葛亮过于谨慎，“惜哉其不用魏延之计也”。这类观点多基于文学想象，将夏侯楙塑造为无能之辈，却忽视了长安防御体系的复杂性。

近代军事史学者开始以科学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计划。李则芬在《国中历代战争史》中指出，魏延低估了工程所需兵力，5000人甚至无法完成对长安的合围。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通过对比人口与经济数据证明，即便占领长安，蜀汉也无力消化关中资源。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1400年后的明末，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几乎复刻了魏延的计划。1636年，他率5万大军经子午谷奇袭西安，却因道路险阻、明军伏击和暴雨袭击全军覆没。这场惨败与邓艾偷渡阴平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之所以能灭蜀，关键在于钟会主力牵制了江北军团，且蜀汉末年民心涣散。反观魏延时代，曹魏政局稳定，兵力雄厚，诸葛亮主力有序应对，漳河的龙六军团根本无法为奇袭部队创造有利条件。

子午谷奇谋的争议本质是军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它展现了名将锐意进取的胆略，也揭示了弱国博弈的生存法则。

在实力悬殊的背景下，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豪赌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纵观三国至明末的战争史，军事奇迹的诞生永远依赖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契合。

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纵然闪耀着战术智慧的光芒，但在228年的历史坐标系中，他缺乏支撑其成功的必要条件。诸葛亮的抉择看似保守，实则是以弱抗强的理性选择。

然后，对这场争议的反复探讨，不仅是对历史可能性的遐想，更是对战争复杂性的深刻反思。真正的战略家既要敢于冒险，更要懂得敬畏客观规律。

——“这计谋基本就是不可能的，现在复盘根本没有一点意义。”

——“也不能这么说吧，世界上没有绝对之事。”

【白马驿之祸：让唐朝彻底灭亡的一场屠戮#历史#小知识#历史人物】

这是一场让唐朝彻底走向灭亡的血案。30多名朝廷重臣同时被杀，尸体被投入黄河。虽然此次事件是臭名昭着的朱温所为，但究其背后的原因，竟是一场血腥的报复。

那么，朱温为何要发动白马驿之祸？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唐朝的元气已经大伤，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

朱温原本是黄巢起义军的一员，后来投降唐朝，成为宣武军节度使。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为中原地区的一股强大力量。他先后击败了李克用、李茂贞等割据势力，成为唐朝末年的实际统治者。

天佑元年（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将其软禁，随后指使亲信将唐昭宗杀害。唐昭宗之子李柷被立为帝，即唐哀帝。从此，唐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朱温手中。

然而，朱温深知唐朝的官僚集团和世家大族的潜在威胁，因此决定展开彻底的清除行动。白马驿之祸由此爆发。天佑二年（905年），朱温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指使亲信以唐帝的名义召集朝廷重臣到白马驿。

结果，这些重臣刚到白马驿，朱温便露出了狰狞面目，随即下令将召来的大臣全部杀死，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之中。根据史书记载，此次事件中遇害的重臣多达30余人，其中包括宰相裴枢、崔远，吏部尚书卢文纪，工部尚书王溥，兵部侍郎王赞等人。

他们都是唐朝官僚集团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对唐朝的统治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朱温为了以绝后患，还对这些官员的家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白马驿之祸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为朱温篡唐铺平了道路。两年之后，朱温废黜唐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唐朝正式灭亡。

此次事件无疑加深了朱温臭名昭着的形象。只要人们谈论白马驿之祸，首先想到的便是朱温。然而，这场屠杀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位更狠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策划者，此人名叫李振。

李振是唐朝潞州节度使李克恭的侄子，他的家族四代效力大唐为臣，已有百余年。后来，他因智谋和才干得到朱温的赏识，从此成为朱温的心腹。

当时，宰相柳璨一直想要扳倒裴枢、崔远等人，李振便趁机以“占卜”之名，声称这些官员的存在会引来灾厄，只有除掉他们才能堵塞灾疫之源。

他还说朝廷之事多有不顺，是因为这些“轻浮浅薄之人”扰乱法纪。朱温这才下定决心进行屠杀，包括将官员的尸体投入黄河，也是李振提出的残忍建议。

其实，李振极力怂恿朱温清除那些忠于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多数是为了个人泄愤。他曾经怀揣着报效国家的理想，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唐朝末年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金钱与权力成为了决定考试结果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