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休克疗法的阵痛第2章 国有资产大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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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拍卖锤最后一次落下时，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那个让世界颤抖的超级大国。它成了一具被秃鹫啄食的巨兽尸体，而那些在废墟中狂欢的寡头们，正用从国家骨架上剔下的肉，搭建着自己的黄金宫殿。

五、伏尔加河畔的黄金棺材：国家信用的最后葬礼

1996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伏尔加河畔的楚瓦什共和国银行保险库里，守卫们正用猎枪驱赶成群的蚊蚋。保险库的钢门突然被撞开，一队蒙面人举着AK-47冲了进来。领头的人摘下头套，露出银行行长那张熟悉的脸。

“同志们，”他晃了晃手中的法院查封令，上面盖着莫斯科经济法庭的大红印章，“国家欠我们贷款利息，这些黄金只是合法补偿。”

保险库里堆满了楚瓦什共和国准备用于支付教师工资的黄金条块。几个小时前，这些黄金还属于共和国政府；几个小时后，它们将被熔铸成新的金条，流入某个离岸账户。而楚瓦什的教师们，将在接下来的冬天用粉笔头蘸着墨水批改作业——因为连买粉笔的钱都成了银行家们脚下的垫脚石。

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电子屏幕上闪烁的数字比伏尔加河的浪花还要疯狂。那些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用对讲机喊着“卢布兑美元1:6000！”的声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某个角落里，一个年轻人正用颤抖的手把最后一张苏联债券塞进碎纸机。碎纸机咔嚓咔嚓地嚼着纸张，就像整个国家在咀嚼自己的尊严。

“同志，”他对着碎纸机吐了口痰，“你比我更配得上这些垃圾。”

此时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卢布贬值如自由落体。国家税收体系已经崩塌，1996年联邦预算的执行率仅为43%。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获得企业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购买法国城堡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地铁里，流浪儿童用吉他弹唱《喀秋莎》，他们的听众是那些用养老金买不起面包的退休将军。

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一位老妇人正用缝衣针把硬纸板钉在棉衣上。她的孙女问：“奶奶，为什么我们的棉衣像圣诞树？”老妇人摸着孙女的头，指着广场上正在拆除的列宁雕像：“孩子，因为圣诞老人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只能自己钉金子。”

六、冰原上的纸牌屋：寡头的加冕礼

1996年总统大选前夜，叶利钦的竞选总部里，别列佐夫斯基正用雪茄点燃一支烟。墙上挂着俄罗斯地图，上面插满了代表寡头势力范围的彩色旗子。

“总统先生，”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叶利钦说，“如果想连任，您需要我们的媒体支持。而我们需要您签署的那三份企业私有化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足够让克里姆林宫的寒鸦飞过三个房间。

“告诉那些年轻人，”叶利钦的声音带着伏特加的颤音，“让他们把选票给我，国家就是他们的。”

三天后，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oRt电视台正在播放叶利钦的竞选广告。画面里，老态龙钟的总统站在红场上，身后是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旁白用天使般的声音说道：“他给了我们自由，现在请把未来交给他。”

与此同时，在新西伯利亚的某个酒馆里，矿工们正用猎枪押韵地敲打着桌子。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十一个月，而酒保刚刚宣布：伏特加的价格又涨了三倍。

“自由？”一个矿工把空酒瓶砸向墙壁，“自由就是用我的肝脏换他们的游艇。”

窗外，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钞票碎片，像极了苏联时期飘扬的红旗。

七、红场上的最后一场雪：谁为明天买单？

1996年圣诞节，莫斯科的雪格外白。克里姆林宫的圣诞树上挂满了美元形状的装饰品，而红场对面的救世主塔楼上，新挂起的电子钟正在显示卢布兑美元的最新汇率。

在麻雀山俯瞰莫斯科的观景台上，别列佐夫斯基正和另外六位寡头举杯。他们的企业控制着俄罗斯70%的经济命脉，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2岁。

“同志们，”别列佐夫斯基晃了晃杯中的香槟，“为我们的新俄罗斯干杯。这里没有列宁，没有计划经济，只有——”

“只有我们。”另外六个人齐声附和。

他们的笑声在寒风中散开，像极了二十年前苏联军官们在同样的地方庆祝古巴导弹危机胜利时的回音。只是这次，没有红旗，没有军歌，只有电子钟滴答作响，提醒着所有人：这个国家正在以每秒100万美元的速度易主。

而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集体农庄，一位老农正用铁锹挖开冻土。他刚刚发现了一枚1965年埋下的马铃薯种子，种子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石头。他把“石头”揣进怀里，对着农舍的方向吐了口唾沫：“让那些吃美元长大的崽子们看看，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金子。”

当199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红场上时，克里姆林宫的电子钟突然短路，发出刺耳的蜂鸣声。整个莫斯科陷入短暂的黑暗，仿佛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没有麻醉剂的手术。而当灯光重新亮起时，人们发现救世主塔楼上的国徽已经从镰刀锤子变成了双头鹰——只是这次，双头鹰的爪子里抓着的不是麦穗和齿轮，而是美元和股票证书。